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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党课:守纪律、讲规矩,敢担当、重作为,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领导干部【1385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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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按照集团党委的要求和党总支的安排,今天由我来给同志们讲一堂廉政党课。党风廉政教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党总支也一再要求领导班子要切实履行“一岗双责”,在分管领域和部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和大家强调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了让大家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关于这次廉政党课,我也进行了认真学习和思考,最后确定了党课主题,就是“守纪律、讲规矩,敢担当,讲作为,做忠诚干净担当的党员领导干部”。准备党课的过程,我个人也很受触动和启发,希望大家能够认真听,认真记,一起共勉,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我想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方面,深刻认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意义(为什么我们要持续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一、首先来说,清廉是劳动人民对为政者的道德要求和政治诉求,是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里骨子里基因,清廉始终于政治紧密联系,并且成为决定政权成败、朝代更迭的重要因素。

清廉是对为政者的道德要求。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注重伦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廉”作为一个伦理范畴的概念,强调的是个人的道德标准。但关于清廉的讨论始终与政治紧密联系,并往往将清廉上升到决定政权成败、国家兴衰的高度,所以我们常说廉政。在《周礼》中,“廉”的含义包括六个方面:“一曰廉善(注:善于行事,能获得众多的好评),二日廉能(注:能行政令,较好地贯彻各项法令),三曰廉敬(注:不懈于位,尽职尽责),四曰廉正(注:不倾斜,品行方正),五曰廉法(注:守法不失,执法不移),六曰廉辨(注:临事是非分明,头脑清醒)”。此“六廉”是中国古代对为官者“廉”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最早的官吏考核标准。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始终强调道德的本体地位,要求从政者必须以“修身”为根本,只有先“修身”,然后才能谈得上“治国平天下”。官清则吏治,吏治则政通,政通则民安,民安则国泰。表现在廉政思想上就是将官员的内在道德修养和清廉看得重于一切,以至成为衡量官员好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正是这样的观念下,儒家提出的“德主刑辅”思想,就成了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主导思想。

腐败是人们群众最痛恨的行为。腐败是官吏(当政者)出于个人私欲或小集团利益,利用职权谋取私立的行为。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很早就认识到了腐败的危害性,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认为:“贪愈甚,政益乱,民益死,国乃以亡。”清顺治帝也指出,“贪官不惩,民生不安”,“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历史教训告诉了我们“廉则兴邦,贪则亡国”的道理;尤其贪污败坏会社会风气。贪污会冲击和败坏了“天下为公”“公忠尚义”“以义建利”“先忧后乐”“循法而行”等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久而久之,尔虞我诈、享乐至上、损人利己、寡廉鲜耻等腐朽思想和腐败行为,就会蔚然成风,从而使维系社会秩序的传统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失去作用。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抓手,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二、其次来说,我们党从成立以来,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始终把拒腐防变、反腐倡廉作为实现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的一项主要任务抓住不放,这是我们党百年来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24年1月,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后,共产党员可以在国民党党、政、军担任职务,为防止共产党员腐化蜕变,党中央于1926年8月发出了《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这也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个惩治贪污腐化分子的文件。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后,中央苏区就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因利用职权贪污财物、牟取私利被外决,成为我党反腐败历史上被判外死刑的第一个“贪官”。在处理谢步升的问题时,毛泽东同志严肃指出:“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规定了10种必予严惩的行为。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同时向全党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的要求。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始终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50年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迅速果断处理了一批典型案件。比如,时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和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在处决刘、张两人之前,面对部分高级干部的求情,毛泽东指出:“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1952年4月18日,政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反腐倡廉也进入了拨乱反正,重视法制与民主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告诫全党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的谈话中发出这样的警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江泽民同志也反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切实改进党的作风,着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决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开创了我党重塑政治生态的历史新时期,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赋予了新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腐败问题对我们党的伤害最大,严惩腐败分子是党心民心所向,要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来认识,要有强烈的危机感和使命感。习近平在今年初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指出,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生机活力,必须一刻不停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切实担负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保持对“腐蚀”、“围猎”的警觉,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的理念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行稳致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再次向全党发出警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

反观对于苏共这样一个拥有70多年历史、2000多万党员的大党来说,其垮台是诸多“合力”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共没有跳出“周期律”陷阱,特别是党内逐渐形成的特权腐败,并成为根深蒂固和习以为常的痼疾,最终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和官僚腐败集团。历史是一面镜子。苏共的教训既让人心痛,又促人警醒!近些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的颜色革命之所以屡屡得手,除了他们采取强有力的颠覆措施之外,更主要的是利用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制造政治动荡。

我们党已经风风雨雨走过了100个年头,并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充分认识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深远意义。

三、最后,从我们个人来说,为政不廉、损公肥私也会丧失一切,导致人人唾弃。

从历史上看,历朝历代,因为贪污腐败导致个人身败家毁,甚至殃及子孙和亲戚朋友的个案不胜枚举。比如,秦朝的赵高,宋朝的蔡京,明朝的刘瑾,清朝的和珅等等。特别是和珅,谓是古代史上首屈一指的巨贪,有人估计,和珅的家产值8亿两白银,超过朝廷十年的收入。和珅聚敛财富之多,黄金白银、珠宝玉器、地亩房屋等数量巨大,可谓是前所未有。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查处的贪污腐败分子也不少,不仅有位高权重者,敛财上亿,也有小官巨贪。比如,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长魏鹏远,被成为“亿元司长”:2014年4月,专案组在其一处房子中起获大量现金,共计人民币1.348亿元、欧元819.55万元、美元382.49万元、港币189万元、英镑1.6万元,按当天的汇率中间价,起获的现金折合人民币2亿多。由于长时间不间断工作,其中一台点钞机,被当场烧坏。此案成为建国以来检察机关一次起获赃款现金数额最大的案件。也是《人民的名义》中的原型。再比如,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康营村村干部梁达,涉嫌伙同一公司经理骗取政府拆迁补偿款高达1亿余元;

违纪贪腐者为了什么,大多为了钱、权二字,一旦东窗事发,你就会身败、权失、名裂、家散。一是贪财者身败。近年来,中纪委所查处的违法违纪分子中,虽然级别高低不一样,犯罪手段不一样,但都是由于欲望无度、贪得无厌、权钱交易,最后导致身败名裂、倾家荡产。二是贪权者权失。权力是把双刃剑,可以用来行善,也可以用来作恶;可以用来谋公益,也可以用来求私利;用好了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用不好就是自毁前程的利器。终日想着升官发财的人,最终往往是升得越高,跌得越深,摔得越疼。三是贪名者名裂。人的欲望就像一口通向大海的深井,永远都填不满。当前,一些领导干部沽名钓誉,空挂头衔,搞假文凭、假政绩的问题经常见诸报端。贪名犹如刀刃之蜜,虽能求得一时之甜,却有截舌之患。那些想方设法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人,最终是声名还没有远播,臭名就已经传遍千里了。四是贪婪者家破。最终这些腐败分子都闹了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第二方面,准确把握当前正风肃纪反腐的形势和任务

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既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一个常讲常新的话题,因为“四风”问题不断变异,腐败手段也更加隐蔽复杂,呈现出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交织的新特点。比如,原来本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59岁腐败”,与“上有老下有小”急于获得更好的经济保障“49岁腐败”等“夕阳腐败”“中年腐败”比较多;现在,职务犯罪中“35岁腐败”“30岁腐败”等“朝阳腐败”现象增多。比如,某名牌大学硕士学历的32岁的肖某4年受贿1600多万元;28岁的陈某两年内挪用近2700万元公款;袁某利用手中权力为亲属承揽的工程项目超过10亿元。而且年轻干部腐败多为经济腐败,且高智商高科技犯罪较为常见,手段更加隐蔽,比如年仅27岁的王某以“黑客”身份入侵单位的信息系统窃取相关数据资料,然后转手卖出,非法获利10.7万多元。而且犯罪的目的比较多样,包括为了美色、赌博、游戏等。因此,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存量还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因此,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全面从严治党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

一、充分认识党中央持续加强正风肃纪反腐决心和勇气没有改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坚决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从“八项规定”入手,深入开展纠“四风”树新风,推进党的作风建设,以党风带动政风民风好转。这一时期,党中央用霹雳手段、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重拳打击贪腐的领导干部、基层公职人员等,雷霆万钧,势如破竹,查处贪官之多、涉及领域之广、行动密度之大、问责力度之强前所未有。从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到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再到全面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共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453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883.4万人,查处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2.6万件。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1.7万件,处理了32.2万人。党的十九大后,查处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39万余件,处理了35.9万人。查处扶贫领域问题28万件,处分18.8万人。在扫黑除恶的过程中,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我们查处了9.3万个案件,处理了8.4万人。这样管党治党的力度、惩治腐败的力度,作家二月河曾经说,翻遍中国历史都找不到。(6月28日上午9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办第二场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2020年年底调查显示,95.8%的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遏制腐败充满信心,比党的十八大前的2012年的调查提高了16.5个百分点。

实践证明,我们党进行的反腐败斗争是有理论、有目标、有行动、有成效的。在党中央领导下,构筑起了党统一领导反腐败斗争的体制机制,加强了党对反腐败工作全方位、全过程的领导;确立了反腐败工作的原则,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产生了巨大震慑效应;形成了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方针,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构筑了反腐败的法治体系。反腐败已经形成了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战略态势,已经形成了利剑高悬、震慑常在,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的常态,已经形成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走出了一条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反对腐败、依靠社会主义法治严惩腐败、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治理腐败的中国道路。

二、坚持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把廉政教育融入党史学习教育,筑牢理想信念,守住“总开关”。

加强廉政教育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应有之义。坚持警示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北京市委每年召开全市警示教育大会,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目的就是给党员干部经常敲警钟、亮红灯,旗帜鲜明反对腐败、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10月15日,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全市警示教育大会上指出,从一年来查处的典型案例和监督、巡视发现的突出问题看,主要存在八个方面的问题。其中特别值得我们警醒的是两条:一是国企腐败问题多发,防范化解风险压力较大(李爱庆、范月仙);二是“四风”问题花样翻新,“高压线”下仍有顶风作案。

其实,这些问题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在坐的都是公司骨干,从我们公司国企的属性来说,我们都是国家公职人员,也都是监察对象。我们每个员工都有一定的权力,比如乙方管理、采购物品、履职行为等等。我再给大家罗列一组数据:今年6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0047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14336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9499人。受党纪政务处分的干部中,地厅级47人,县处级546人,乡科级及以下8906人。我们可以看出收到处分的人当中乡科级及以下的人员占比将近百分之94%。

下面,我和大家分享几个案例:

案例一,正科级干部赵书欣违规为其儿子举办婚宴问题。2018年10月18日,赵书欣未按照规定进行报备,为儿子在县城某酒店举办婚宴,置办宴席20桌,其中收受管理对象礼金1900元。2019年11月,赵书欣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案例二、某区残联副理事长吕娟等人超标准领取下乡补助、差旅费等问题。2018年1月至10月,经吕娟签字同意,包括其本人在内的4名同志多领取下乡补助共计480元,包括其本人在内的5名同志多领取差旅费共计3240元。2019年11月,吕娟受到政务警告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

案例三,公款吃喝的案例:(中纪委通报)2013年3月至2017年7月,原宁夏回族自治区自治区科技厅厅马清贵及有关厅领导、部分处室负责人在未履行公务接待审批程序、未列接待清单的情况下,多次在北京两个宾馆个人用餐或接待用餐并签单记账,共计消费4.6万元,其中马清贵本人参与消费1.73万元。马清贵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退赔相关费用。其他相关责任人受到相应处理。

案例四,2021年10月13日,北京市纪委网站发布消息,北京亦庄控股公司原副总经理杨学锋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原因是杨学锋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大搞权钱交易,为他人在垄断业务、项目工程等方面谋取利益,并索取或者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案例五,中秋、国庆假期前夕,北京市纪委市监委对近期查处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公开曝光。共六起。

1.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重点站区分局(简称“重点站区城管分局”)局长李英提供、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等问题,北京市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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